不得不说的“秘密”
——《龙抬头》创作谈
□初曰春
壬寅年正月初七深夜,身患肝癌的家父颅内出血。他在病床上昏迷了半个多月,专家们均给老人判了“死刑”。
老家有个习俗,如果想放弃治疗,母亲和我说了不算,得父亲的兄弟姊妹发话。忘了是哪天上午,三姑劝我别再花冤枉钱,说那就是他的命。有位专家也讲过类似的话,让我别为了图个心理安慰,最终落得人财两空。
那段时间我日夜煎熬,渴望能够出现奇迹。我从不相信命运,但蹊跷的事儿发生了。
责编宋辰辰老师寄来《龙抬头》的书稿大样,让我进行最后一次修改。身心俱惫的我第一反应是,不出版这部作品了。巧的是,那天晌午家父苏醒了。此前ICU的主治医师曾经告诉我,家父的求生欲望很强,有很大的希望。那会儿我暗自骂娘,心想骗鬼去吧,救活老人靠的是现代医学,并非他本人的意志,况且当时家父只有手指能动。
次日上午,家父基本恢复了意识。脖颈上插着管子,他无法开口说话,见到我后,在烟盒背面歪歪扭扭地写下:“父母对不起你,让你操心,把家谱……”后面的字我看不清楚,只能猜测他的意图。
老人有若干执念,其中包括续修家谱。
坦白地讲,最初我鼓励家父整理家谱,仅是怕他难以适应退休后的生活。实际上,他已经为之努力了几十年,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总是絮絮叨叨地细数家族历史,告知我祖父的两位兄长在抗战中为国捐躯。
早年间的我并不以为然,但许是他长年累月的“洗脑”起了作用,在构思《龙抬头》的情节走向时,他讲述的那些故事猝不及防地从脑海里蹦出来,像个恶作剧的顽童似的赖着不走。
没错,老家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碰见捣蛋的孩子,大人们会义正言辞地发出警告,说再混账就让警察抓走。可想而知,在懵懂无知的少年心中,人民警察一度是可怖的。而家父从未借此吓唬我,稍大以后我才晓得,他始终很崇拜军人、警察之类的职业。他盼望着像祖辈一样驰骋沙场,可惜家父身高仅有一米六几,不够参军入伍的条件,便蛮横地把我送到部队。军装一穿就是20多年,乃至转业后从事多年公安文化组织工作,皆因他的这一执念。
家父退居二线后,受邀到交警队帮助工作,说好了只帮人家修改公文材料,他却非要跟着出警,还干得挺带劲儿,有点乐不思蜀的意味。那期间他热衷于给亲朋好友普及交通法规,还时不时地提醒我莫忘家史,并对我使了激将法,嘲讽我只会闭门造车,连身边的事情都看不到。我不屑与他争论,老人对此耿耿于怀,到后来居然上纲上线,称我不配当作家,令我把家族历史写进作品,摆出的理由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委屈至极。实事求是地说,这么多年下来,我会抓住一切机会在基层搜集素材,每创作一部作品都要提前做大量功课,有的光积累素材就得耗费七八年光景。我固执地认为家父不懂文学,没资格对我的创作品头论足。
必须承认,长久以来我刻意回避作品里带有个人痕迹。道理很简单,我怕读者误以为那都是本人的经历。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我不能在创作时过于“小我”。
某一刹那,我猛然发觉家父才是真正的高手。把熟知的家族史揉进作品,与“小我”“大我”并不矛盾,我先前的做法反而有些幼稚,用恍然大悟、茅塞顿开来形容当时的心境毫不为过。《龙抬头》是向建党百年致敬的作品,要知道人民公安的历史统共不足百年,那些不为人知的家史恰好能反映主人公的党性传承。
幸亏有家父之前不厌其烦的讲述,老一代革命先驱的奉献精神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我兴奋地在电脑上敲下“于铭忍”三个字,因为家父的名字叫初铭忍。
困难接踵而至,是重点着墨新中国成立之初公安部队打击敌特分子,还是更多关注当下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热点?前者通常让人想到云谲波诡的谍战片,似乎更能得到受众的青睐;后者虽然时尚,却设置了很多“陷阱”。征求了不同年龄段读者的意见后,我终究选择了后者,可谓冒险之举。打个最简单的比方,真正发生了大案要案,很可能刑警还未出动,派出所民警便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满大街的摄像头毕竟不是聋子的耳朵。这是社会进步带来的便利,可惜在办案技术手段愈加先进的今天,创作者很难制造悬疑推理。对,总不能让案件发生时区域性停电,这般设置读者必然不会买账。为了让案情的发展和办案的过程经得起推敲,我仿佛在跟自己较劲,非要让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这是个既苦恼又快乐的过程,的确伤神费脑。
接下来则是找到合适的切口。我以警校实习生于禧淼的视角构架故事,说一千道一万,千禧年出生的主角才能有更好的代入感。他是亲历者、讲述者,更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我尝试着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互换的叙述方式,为这个人物搭建了无限可能。
非常幸运,《龙抬头》入选了中国作协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创作改稿培训班。负责审读该作的付如初老师极其宽容,她提了许多修改意见,末了鼓励我说,作为16部作品中唯一的公安题材作品,小说巧妙地通过主人公将四代人串了起来,较好刻画了我党优良作风的传承。
短暂的兴奋之后是反思,我试图让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我反反复复修改,终是未能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那是焦虑而惶恐的阶段。好在最初构思时下了些工夫,我用二十四节气或传统节日分章节,增强了虚构故事的真实性和时效性。是的,大寒那天是2021年1月20日,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刚过不久,我将时下发生的案子与陈年积案糅在了一起,把所有故事浓缩到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农历二月初二那天来了个大结局。
思来想去,我推翻了以家父为原型的主人公人设,将之安排为阴差阳错被开除党籍的老公安。农历二月二拥有美好的寓意,在这一天我让祖孙二人同时申请加入党组织。但我仍旧惴惴不安,生怕读者朋友认为那是刻意而为之,此后依旧在思考如何修改结尾。
感谢上苍,在我修改书稿的过程中,家父脱离了生命危险,顺利出院了。他在祖屋里翻出烈士证,像是交代后事一般,强打精神再次给我讲述家族历史,话里话外透着一层意思,希望我能把老一辈的牺牲写进作品里。他随后催我回北京,说要看我新出版的小说。我遵从了他的意愿,却始终没告诉他,《龙抬头》里有他乃至祖辈人的影子。我甚至想,家父能够转危为安,或许正是因了这一执念。信念的力量无边无际,让他与病魔顽强地抗争着,家父如今竟然能侍弄菜园。我心里清楚,他在等待新书出版发行。我渴盼他以及全天下的父母都长命百岁,也庆幸用“于铭忍”这个人物拉长了他和那代人的“生命”。
如果上述经历称得上“秘密”的话,下面所讲的“秘密”,则是专门征求了当事人的意见。
出于工作需要,前些年我写了若干短篇幅的纪实文学,有的被改成试题,收入部分省份的高考模拟语文卷里。我曾为此沾沾自喜,认为有了这种强化记忆,考生们至少会对特殊职业有所了解乃至心生敬仰。
事与愿违。战友的儿子小罗迷恋古典文学,对宋词和《红楼梦》更是爱不释手,知晓我平常创作小说,偶尔也会在微信上与我互动。我通常是以长者身份教育他多读书、读好书,并不知道战友当年也时常拿警察吓唬小家伙。小罗备战高考期间碰到了我的文章,紧跟着发信息抱怨那些题目叫人心烦意乱,进而质问我能否把题目答对,能否写出像四大名著那样的经典小说。他的话发人深思,不痛不痒的作品往往会误人子弟,起码要让读者在文字中捕捉到某种声音。事实上,身为写作者,我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我大胆承认自己没那个能力,对古典文学仅是略知皮毛。小罗给我发来几个“笑脸”表情,让我把《龙抬头》书稿发给他。会不会耽误孩子的复习?我举棋不定。战友说给他吧,权当是缓解小家伙的学习压力了。
过了好些时日,小罗冷不丁从微信上发来语音,言称将来可能会报考公安院校。我问为什么,他说受了《龙抬头》的影响,假如有机会入警,一定要当个好警察,也要像小说里的于禧淼那样神采奕奕地抬起头,让人们知道,用警察吓唬孩子的统统都是鬼话。
我感慨万千,心想小家伙情商够高。不管他的话是真是假,倘若自己书写的作品能够让读者有所触动,或许就是此生最大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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