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家吴芳思：中英只是文化不同，理解与共情是人类的相处之道

中新网北京11月28日电 法国《欧洲时报》近日刊发题为《对话英国汉学家吴芳思：学中文让我接触到一个令人神往的国度》报道，讲述记者与年逾七旬的英国汉学家、大英图书馆中国馆原馆长吴芳思(Frances Wood)在今年举行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相处一天中获得的“惊喜”。

理性的“挑战者”

“敦煌的美都是在内里，我非常想再次回到那里。”年逾七旬的吴芳思是大英图书馆中国馆原馆长，她曾和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敦煌经卷相伴了36年。在关于她的文章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是，“有时候，你轻轻抖动这些纸页，听到那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这句话是记者在见到吴芳思之前，查阅关于她的报道看到的。在拜读了她所著的几本书籍后，记者发现，她的经历与学识广阔得惊人。吴芳思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母亲是法语教师，父亲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工作，在家庭的熏陶下，吴芳思每日与书香和老物件为伴，并乐在其中。

大多数中国读者熟悉吴芳思是因为她1995年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该书在全球也引起很大反响。吴芳思根据其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和理解，质疑马克·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因为《马克·波罗游记》中并没有提到喝茶、筷子、缠足和长城等事物，且游记内容在马可·波罗去世后仍有大量更新。吴芳思曾说，她想通过这本书提醒人们重视材料、证据的可靠性，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它们，敢于提出不同的设想。

在她撰写的10多本关于中国的书籍中，有不少“挑战”中西方历史“通识”的内容。例如在谈到她1998年出版的《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 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1843-1943)一书时，她告诉记者“上海租界的很多公园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规定，如果一个人不会骑自行车，可能也会被一些公园拒之门外。”2008年，在《秦始皇传》(China's First Emperor and His Terracotta Warriors)中，吴芳思介绍，在西方人眼里，秦始皇是与孔子、老子齐肩的千年伟人，他是一个倡导法制、标准化治国的君主，焚书坑儒也另有隐情，这为中国读者认识秦始皇提供了不同的角度。2016年，吴芳思出版了《谁背叛了中国：中国与一战》(The Betrayed Alley, China in the Great War)一书。那段时间，无论是参加BBC的访谈还是在英国各大学做中国文化讲座，她都会用“一些外国居民和外交官眼里的中国一战经历”等史料来回顾中国对一战的贡献。

正是这份不断挑战的勇气让吴芳思与中国结缘，并且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我学习中文可能是受了潜意识的影响。因为之前在学校已经学过了法语和西班牙语，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就想再选一门和这两种语言截然不同且具有挑战性的语言，越难越好。”于是，吴芳思选择了中文，她曾言，“我很庆幸当时的选择，学中文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个惊奇而又令人神往的国度。”

热情的“行动派”

“因为我学过中文，所以得到了来中国的机会。”吴芳思回忆道，1971年，英中了解协会(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组织工人交流团去中国一个月，“但是‘有钱有闲’的年轻工人并不好找，所以他们决定招几位懂中文的人。”吴芳思说，“那年夏天我刚从剑桥毕业，过世的祖母留给我大概250英镑，足够我加入交流团。于是，我有了那趟记忆深刻的旅行。”

1975年，想要练习中文口语的吴芳思，报名参加了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组织的英中学生交流项目。行动力极强的她时隔3年再次到中国，并在北京学习了一年。

“当时我住在25楼，好像在北大东南门那边”，吴芳思回忆说，因为当时想留在北京，所以她选择了进修中国历史，“那时的北京和现在很不一样，买裤子只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人们做饭也很不方便，好几家都要在一起做。”吴芳思感叹，现在北京的发展“太快了”，很高兴能够看到人们过的越来越好。

1977年，从中国回到英国的吴芳思入职了大英图书馆。那时，馆内的敦煌藏品处于亟需修复的状态，“行动派”吴芳思负责为修缮工作寻找资金和帮助，“大约有5年时间，我们邀请了中国文物修复专家来帮忙。通过不断努力，我们修复了包括《金刚经》在内的1.4万件藏品。这是我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谈起工作，吴芳思是个“务实派”，她说，“我总是说自己算不上图书馆馆长，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图书馆方面的考试，因为我认为那些考试没什么意义。从管理中文藏书的角度出发，跟学习一些令人费解的、可能以后永远都不会使用的编目系统相比，我认为，努力保持较高的中文水平要重要得多。”

不倦的“怀古者”

吴芳思与记者分享了她为大英图书馆“买书”的经历。中国馆的职责之一是购入关于中国的图书，除纯科学话题的图书，还涉及了很多领域，比如人文学科。“1977年，中国出版物还不多，只能通过几个书店购买关于中国的出版物。上世纪80年代，我们有更多的出版社可以选择。”她说这也是她成为中国文化“粉丝”的过程。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不仅有珍贵馆藏，还有一些较为罕见的古书。例如，一本介绍普陀山游览路线的古书，虽不算知名，也称不上精致，但在吴芳思眼中“独具魅力”。

吴芳思从小就爱书，尤其爱真实的历史故事，而不是小说。不过她对《红楼梦》英国译者大卫·霍克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记忆深刻：研究中国，难就难在要区分真实历史与虚构故事，因为常常“历史讲成了故事，故事写成了历史”。

这些年，吴芳思走了中国不少城市，但是她最爱的还是记忆中的老北京城，怀念“骑自行车走在胡同里”的感觉。“我在中国北方农村与当地人聊天，他们会说‘你的中文说的比我都好’。”出于对中文的热爱，一头银发的吴芳思在和记者的交流中坚持用中文表达，当了解到记者很遗憾没有买到她的英文书籍时，她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小本记下地址。分别后不久，记者便收到了她从伦敦家中寄来的《秦始皇传》。手握着这本书，记者想起她曾说过的一句话：“语言是沟通的工具，越沟通越会发现，中英只是文化不同，理解与共情是人类的相处之道。”(文/李璟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