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情思 世人的心迹——不同境遇中的三位诗人

1934年，文史学家刘大杰在上海的书店偶遇鲁迅，向其讨教文学史的写法。当谈及陶渊明、李白和杜甫时，鲁迅感言：“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这番话颇有道理，说出了三位诗人的人生态度、创作特色及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独特地位。

陶渊明：自由的离群鸟

陶渊明注重与时代保持距离。东晋政治不清明，社会风气恶劣，人们“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斥之为“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

陶渊明不喜欢这些人和这样的社会，早年以琴书自娱，“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倒也自由自在。29岁后，他迫于生计，出仕为官。进入封建官场，成为“笼中鸟”，难有作为，他只能高唱“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责问自己“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甚至“望云惭归鸟，临水愧游鱼”。

41岁时，陶渊明挣脱束缚，归隐田园，感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接连创作四首《归鸟》诗，甘处草野，躬耕自食，浅吟“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低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感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时的陶渊明不用再作“羁鸟”，也不用惭愧于归鸟和游鱼。

他把鸟儿写进诗篇，自己也活成了自由自在的鸟。孤栖穷巷，偶尔也会感到孤独。如果有酒，他会安静地独酌，而不像杜甫那样招呼邻居共饮，更不像李白忙着与月亮以及自己的影子共舞。

微醺之后，有时会想起孤松上的失群鸟，怜悯它“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庆祝它“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称赞它“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这种做法得到后人响应。被贬黄州后，苏轼就以孤鸿自况，直言“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真是心心相印。

陶渊明之所以选择离群独居，是因为不想违心地说话与做事。不违心，原本平和安宁的心态就不会失衡。心态平和，即便遭遇火灾、房屋尽毁，也能从容淡定，任由“形迹凭化往”而“灵府长独闲”。

隐居之初，他生活在柴桑附近，“结庐在人境”，却“心远地自偏”。李白理解这种心境，吟唱“道在喧莫染”“道存迹自高，何惮去人近”，也算是他的知音。

陶渊明总是该干活时干活，有酒喝时喝酒，酒食空乏则四处讨要，活得从容坦荡。这在那个时代非常“不容易学”。

他的“不容易学”，还表现在诗文创作上。常人大多喜好骈词俪句，乐于谈论玄理，他却只用平易的语言直抒胸臆。

陶渊明的作品看似平淡无奇，细细品味却山高水深。比如，他用鸟类意象展现自由意志，表征理想生活，彰显恬淡自然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不易把握。朱光潜早年只注意到陶渊明的平淡，赞颂他浑身是“静穆”。后来，朱光潜又称，陶渊明“打破了现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关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与物以及人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只是一团和气，普运周流”。这种看法更趋合理。

陶渊明的作品多数平和恬淡，但也能看出他的“猛志”；少数作品看起来金刚怒目，细读仍是平和恬淡。平和恬淡与金刚怒目被他做了奇妙无间的绾合。

以前面提到的“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为例，上句有金刚怒目的决绝，又有平和恬淡的神韵；下句看似恬淡，实则难掩“猛志”。这是独特的艺术风格，元好问称之为“豪华落尽见真淳”，画龙而未点睛。

作为隐士，陶渊明超凡脱俗，已经不容易学；作为诗人，陶渊明大巧若拙，更难企及，甚至难以体察。这样的诗学高标与人生典范，确实离我们有点儿远。

李白：纵横上下的大鹏

陶渊明为了自由自在，愿意做任何一种飞鸟；李白是盛唐诗人，身处丰衣足食、激情澎湃的盛世，只愿成为凤鸟、大鹏。

年少时，李白曾作《大鹏遇希有鸟赋》。临终前，他哀叹“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终其一生，李白都以大鹏自比，幻想“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鹏是道家的创造，凤是儒家的图腾，李白兼收并蓄、气象独特。

24岁那年，李白出川求仕，自认“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梦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憧憬“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还相信自己能够像鲁仲连那样功成身退。

这样的自信与豪气，给了李白无穷的力量。他傲视一切、不屈膝事人，在求见地方官时只行长揖之礼，“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得到朝廷征诏后更加狂傲，“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直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任职翰林供奉后，俨然成为酒仙，“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后来，李白被赐金放还，仍旧豪气不减。天宝六载，李邕、裴敦复惨遭杖毙。别人噤若寒蝉，他却挺出抗议。晚年，因误投叛军而被捕，向人求救时仍然“不屈古松姿”，高呼“毛遂不堕井，曾参宁杀人”。

这只高傲的大鹏不愿意受束缚。他的作品也如同大鹏，纵横上下，视通万里，想落天外。如描写庐山瀑布的“疑是银河落九天”，仿佛把横亘于天的银河竖立到香炉峰边；如“隐若白虹起”，化用沈约的“奔飞似白虹”，又能点铁成金，把瀑布想象成从山下升起的“白虹”。这完全是逆向思维，最能制造想落天外的艺术效果。

类似的例子，还有“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以及“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狂风居然可以把愁心吹到咸阳的树上或夜郎国西边，这种诗思足以温暖好友韦八和王昌龄；那颗愁心被李白自己用风一吹，便幻化成月亮，灵动而飘逸，亦能打动其他读者。

想落天外的诗句多，诗篇也不少。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一与唐诗《登鹳雀楼》相比，就有不同的观察与想象。

《登鹳雀楼》由下而上，先写“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明平地上已经没有可观的风景；要想追逐落日与黄河，就只能登楼远眺。再写“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顺势道来，由下而上，以虚写实，创造出多重意趣。

李白与之不同，他采用“先由上到下，再由下而上”的写法。开篇“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完全是俯瞰视角。奔流的黄河与西落的白日尽收眼底，却引发愁思。诗人感叹“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春容舍我去，秋发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岂常在”，宛如跌落人间的大鹏。

这种感叹并不奇特。在抄写于唐中宗景龙年间的出土文献中，已有类似之作：“日落西山下，黄河东海流。”不过，李白没有落入俗套，也没有在人间做过多的停留，紧接着写出“吾当乘云螭，吸景驻光彩”，又回到了天上。随着视角的调整，整首诗一波三折，意态灵动。

学者评析，李白不屑于细微的雕琢与对偶的安排，“他用着大刀阔斧粗枝大叶的手法与线条，去涂写他心目中的印象和情感”。他的创作如同大鹏展翅，体现盛唐气象。即使是关怀现实之作，如“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也多采用俯瞰视角与写意手法，不做细腻描摹与直接控诉。

他“块视三山，杯观五湖”，关注整体中的部分而不只是局部，思考历史长河中的段落而不只是当下。他就像大鹏那样上下纵横，做人与写诗都不拘常格，时而把天地拢入笔下，时而把愁心掷向云端。

杜甫：多情的邻家翁

杜甫比李白小10余岁。在由盛转衰的时代沉浮，他充分体验到时代的衰变与人生的艰难。

杜甫不热衷李白式的访道求仙，也没有成为陶渊明式的隐士。家世崇儒的他毕生钦敬稷与契，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居处庙堂时敢于犯颜直谏，流落江湖后以现实主义诗歌来报国济民。

30岁以前，杜甫生活富足，裘马清狂，漫游吴越齐赵。35岁至45岁间，家道与世道急遽衰落，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非辛”。安史之乱爆发后，携妻将雏，四处漂泊，后病逝于小舟。由富转贫，杜甫没有自怨自艾；半生漂泊，仍然初心不改，“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杜甫用诗歌记录历史，“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前人窠臼”。为了写好诗，他勤学苦练，自言“语不惊人死不休”，经常“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还总结出经验，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万般的努力，造就诗史“集大成”者。学界公认，杜甫全面继承了前代诗歌的题材走向，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几乎涵盖了包括社会与自然的整个外部世界，并与自身的内心情思结合无间。他能写王维、孟浩然擅长的山水田园诗，能写高适、岑参擅长的边塞诗，也能写李白擅长的浪漫飘逸之作。无论哪类作品，都有极强的现实关怀。

为了关注国家前途和人民悲苦，杜甫自觉发扬国风与乐府精神，创作出《兵车行》《丽人行》《羌村》和“三吏”“三别”等名篇，号为“诗史”。

临终前一年，他看到湖南农民大量逃亡而“农器尚牢固”，哀叹“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他同情水深火热中的百姓，把他们比作罗网中的鸟，表示“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鸮相怒号”。

与陶渊明、李白相比，杜甫诗中的鸟类意象更具现实关怀。他以鸟喻人，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而是设身处地的关爱。杜甫多情，被梁启超称作“情圣”。这位情圣爱妻儿、爱邻人、爱百姓，甚至爱一切生灵。

杜甫写了大量的赠内诗。流传于世的有20余首，写出了妻子“贤惠而生动的形象”。反观李白，存世的赠内诗数量不及杜甫，而且多“热衷于浪漫地遐想妻子是如何思念爱慕他的”。

杜甫爱家，常常推己及人。幼子挨饿夭折，他“抚迹犹酸辛”，想到“失业徒”和“远戍卒”；家中茅屋被风吹走顶盖，夜半湿冷难眠，他想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仁者爱人。杜甫爱人的直接表现是爱邻居。他自称“布衣”或“野老”，总能与各地的邻居打成一片。自家来了客人，菜少酒薄，却要询问客人是否“肯与邻翁相对饮”。乡亲来邀请或有馈赠，他也从不拒绝。

在鄜州探亲时，他与前来慰问的邻居吃淡饭、饮薄酒，其乐融融。当此之际，他仿佛不是名门之后，也不曾有锦衣玉食的体验。

但是，当他准备为百姓鼓与呼时，又总是能够唤起曾经的记忆，并利用它们大做文章。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谓“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突出封建时代不同阶层的生活差异，形成艺术张力，提升批判效果。

陶渊明、李白也爱邻居，但范围与程度不及杜甫。陶渊明只爱“素心人”，仅与他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没有杜甫“大庇天下寒士”的抱负，只是力图在“淳风日尽”的世道守护人的真性。李白略好，有平民朋友，却不太关心个体冷暖。

比如，杜甫哀怜百姓，反对战争，祈求“尽净甲兵长不用”，希望“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李白也同情阵亡将士，但主张以个体牺牲“为君扫凶顽”，换取家国安宁，还规劝“少妇莫长嗟”。

在对待普通人和弱小生灵方面，杜甫更加多情。坐骑老了，他写诗相吊，称“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修建打稻场，他“筑场怜穴蚁”；为了把饭食“分减及溪鱼”，他宁肯少吃；到梓州避乱后，难以忘怀成都的草堂，“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

这些情思平凡琐屑，向来难登大雅之堂，杜甫却把它们写进诗歌。阅读这样的诗句，普通读者会感到无比亲切。它们记录的是杜甫的情思，也是我们的心迹。鲁迅称“杜甫似乎不是古人”，真的没错！

诗歌是人类最珍贵的文化和语言表达形式之一。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每年的3月21日为世界诗歌日，以支持诗人通过诗歌表达语言的多样性，鼓励诗歌阅读、写作和教学，培育诗歌与戏剧、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之间的对话。

诗歌贯穿人类整个历史。不论是何种文化、不论在哪一片大陆，诗歌都在传诵共同的人性和共有的价值观念。透过鲁迅的一番感言，我们得以亲近杜甫，也景仰李白和陶渊明。

三位诗人在不同境遇中开拓出各不相同的诗学与人生境界，堪为后世典范。认识他们的差异，不是为了品评优劣，而是为了汲取智慧，为自己的人生增添诗意。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