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降温” 为爱“减负”
举行一场“不比彩礼比幸福”的集体婚礼,开展“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新风”主题宣讲,向新人发放倡议书、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培育农村妇女干部当倡导俭朴婚嫁的“新媒婆”……近期,多地发出倡议、组织活动,抵制高价彩礼。
近5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次点名“高价彩礼”,从中央到地方,积极推动婚俗改革实验区建设,“低彩礼”“零彩礼”悄然成风,高价彩礼得到一定遏制,群众在婚嫁中的支出负担明显减轻,摒弃婚嫁陋俗正成为更多人的共识与行动。
高价“礼”变味
今年春节过后,踏上返岗归途,来自中部地区农村的王先生内心有些焦虑:年过30的他又被家里催婚了。
“在老家,我确实是大龄青年了,可现在找对象、结婚也没那么容易。”王先生坦言,在当地,男方打算结婚,一般要备好房、车,还要出一笔彩礼。彩礼金额大致20万元,全部加起来至少六七十万元。
王先生算了一笔账:每月打工挣6000多元,一年存下三四万元。如果仅靠自己打工,很难在短期内攒够这笔费用。
生在北方某县城的小刘面临和王先生类似的烦恼。在小刘的家乡,彩礼数也在20万元上下,但当地很多人家有攀比心理。“对男方来说,如果谁家彩礼少,很没有面子;对女方而言,彩礼越高,就觉得嫁的闺女越厉害。”小王说,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彩礼超“行情”的情况并不少见。
很长一个时期,一些地方的彩礼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越是偏远山区彩礼越高的怪象。个别地区还流行“万紫千红一片绿”“三斤三两”的说法:前者指1万张5元钞票、1000张100元钞票和1张50元钞票;后者指三斤三两的100元钞票。
高价彩礼让“礼”变了味。“作为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婚俗礼仪,彩礼有一定合理性,但‘高价’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东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赵浩指出,高价彩礼很可能使部分农村家庭“因婚致贫”“因婚返贫”,进而产生家庭纠纷和代际矛盾。
“这是一种陋俗,也是对人的不尊重,与传统婚礼内含相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林认为,“婚礼”的“礼”,是让人们对结婚有敬重之心,认真对待婚姻。“婚礼是一件严肃的事,高价彩礼把这层含义冲淡了。”
高价彩礼为何难治?全国妇联副主席吴海鹰表示,首要问题在思想观念,“有些人认为,‘彩礼是女儿身价的标志,彩礼要得少会让人笑话’。”有关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调查显示,54.2%的人认为“好面子、随大流”是索要高价彩礼的第一原因。
农村适婚青年“男多女少”,则进一步抬高了彩礼。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蓝坊镇魏家村村支书魏三忠介绍,嫁到城里的姑娘不少,到村里的却寥寥无几。目前,村里适婚青年中约七成都是男青年,面临一定的“娶妻难”问题。
吴海鹰指出,“媒婆”等婚姻中介从彩礼中“抽成”也助推了彩礼金额走高。记者了解到,一些职业媒人为赚取中介费,怂恿女方父母索要“服装购置费”“离娘钱”“菜水钱”等,并从高价彩礼中抽成10%甚至更多。
“低”“零”应提倡
前不久,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出“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这是中央一号文件5年内第4次点名“高价彩礼”。
在江西省全南县,玉舍村党支部书记林太金结婚“零彩礼”这件事近日传开了,打动了不少因高额彩礼而迟婚恐婚的年轻人。
“他多次在村中移风易俗宣讲会上说支持‘零彩礼’,这次更以实际行动为村里人树立了好榜样!”村民们说。
“我和爱人相恋两年,都认为,两情相悦,能一起过好我们的小日子才是最大的幸福。”林太金表示。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过得幸福快乐。”林太金的岳母说,“零彩礼”嫁女儿,也是希望小两口不要因为面子承担债务,轻装前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谈到最近的婚俗新风,山西省襄垣县付村村民王科和王靖深有体会。他们是村里第一对“零彩礼”夫妻。
2017年,由于父亲重病,王科家里花光积蓄还欠了一笔外债。2019年夫妻俩准备结婚时,正逢县里大力推动移风易俗。
“过去女方要十几万元的彩礼很普遍。”王靖说,但现在农村女性和男性一样,有工作,能挣钱,况且两人感情好是彩礼换不来的。婚后,两人到县城打拼,如今不但还清了欠债,还有了不少积蓄。
近年来,各地根据中央精神,对彩礼“限高”,“低彩礼”“零彩礼”渐成新风,治理取得一定成效——
河北省河间市,2021年4月至今年1月,全市共办理新婚登记4726对,其中“低彩礼”“零彩礼”占比88%,每桩婚事花费比从前平均减少7万元至15万元;
甘肃省定西市,2022年6月至今,70%的出嫁方彩礼控制在5万元以内,平均为4.9万元,比之前下降了10.9%;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实施9个月内,制止10万元以上彩礼528起,彩礼从平均30万元降至10万元以内。
河南省宁陵县倡导彩礼不高于3万元;宁夏泾源县明确彩礼不超过6万元,并逐年下降;山东省沂水县杨庄镇提倡不要彩礼或少要彩礼,一般不超过1万元;江西省萍乡市建议彩礼不超过3万元……
很多地方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为高价彩礼“降温”,为爱“减负”。河南省杞县连续多年举办新风尚集体婚礼。一对参与过集体婚礼的新人说:“我们的婚姻没有高价彩礼的困扰,也没有细枝末节的烦琐,有的是余生白首、细水长流。”
江苏省东台市紧抓重点人群,建立公职人员婚前廉政谈话、操办婚嫁事宜报告备案、违规操办婚嫁事宜歪风查办三项制度,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做到婚事新办、简办、廉办。
共建文明乡风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大槐树村村民张盼至今仍记得,自己曾因彩礼发过愁。根据习俗,彩礼金额一般在12万元至15万元之间。后来多亏当地红白理事会的调解、劝说,彩礼降至6万元。
政策的不断落地实施,使高价彩礼在部分地区得到抑制,婚事花费也大幅降低,但高价彩礼在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如何建立治理高价彩礼的长效机制?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认为,对高价彩礼的治理应是综合性的,既要从婚宴、彩礼金额的规定性政策入手,也要在促进家庭和谐、保护女性权益、树立正确的奋斗观与爱情观上下功夫。
吴海鹰表示,要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培树一批群众身边自觉抵制高价彩礼的家庭典型,并大力宣扬“不要彩礼要幸福”“婚后共同奋斗”的婚恋观,形成抵制高价彩礼的强大舆论氛围。她还建议制订具体约束性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
“乡村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赵浩说,“天价彩礼”,或与村里男女比例失衡有关,或与养老关系密切,“我们只有找到每个地区高价彩礼盛行的具体原因,才能真正解决它”。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来源比较少,彩礼起着家庭经济保障等多重作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春华指出,要重视高价彩礼背后的经济逻辑,建议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养老、就业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均衡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要优化服务举措,完善相关激励机制。”吴海鹰建议:搭建公益婚介平台,为未婚男女提供免费婚介服务;完善婚嫁新风礼遇激励机制,为“低彩礼”“零彩礼”者提供集体婚礼、免费体检、创业担保贷款等暖心支持服务;支持村委会继续用好“红黑榜”“积分超市”等治理方式,激发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内生动力。
“治理高价彩礼,需要我国传统婚礼道德精神的回归。”彭林认为,高价彩礼盛行反映了部分家庭精神文化的匮乏。他相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人们对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高价彩礼等婚嫁陋俗终会得到全面有效遏制。(人民日报海外版 史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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