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为世界贡献了什么？ 文物给出铿锵回答

西周何尊局部，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河北博物院藏西汉长信宫灯，是西汉帝国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品之一，饱含着彼时刚刚凝聚起来的汉族的精气神

     山西博物院藏胡人吃饼骑驼俑，让人们看到丝绸之路上各民族贸易往来、和谐共处的社会一面

      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C形玉龙，是史前红山人的神灵崇拜物，也是中华龙文化文明的源泉之一

辽宁省博物馆藏辽代三彩猫体现了民族、地域等因素的融合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金瓯永固”杯寄寓对国家统一、民本邦宁的美好期许

泱泱中华，屹立东方，它在沃土上欣欣向荣，在烈火中熠熠重生，虽历沧海桑田而亘古绵延、长盛不衰。从周口店到河姆渡，从仰韶聚落到秦汉一统，从晋唐风韵到明清雅趣，神州大地承载人类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它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始自涓涓细流，沿途融会壮大，滋养了广阔土地和人民，成为永恒与不朽。

为什么中华文明的生命如此顽强？为什么中华文明的内涵如此广博？何以中国，已成为让炎黄子孙叩问心灵的宏大命题。正于故宫博物院文华殿举办的“何以中国”特展，携来自全国30家博物馆的130余件精美文物对这个命题予以阐释，从“源”“流”“汇”三个方面解读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发展脉络，展现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世界的巨大贡献。

连日来，“何以中国”特展展厅之内重器云集，人头攒动。自开展以来，无数观众对此深感兴趣，他们在认真欣赏精美文物的同时，或许都在思索“何以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值此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我辈更当以史为鉴，勇毅向前，为后世中华儿女留下“何以中国”的时代答案。

【溯中国之源】

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西周何尊、故宫博物院的新石器时代C形玉龙和浙江省博物馆的良渚玉琮，昭示中华文明滥觞之处的天地、图腾和民族概念

走进文华殿展厅，宫墙红色衬布衬托的展品分外精致，暖色调让观众更深切体会到浓郁的中国风。文华殿前殿南端矗立着三台独立展柜，它们坐落于方形地台，与上方挂着的深蓝色底天象图发光灯盘和两圈半透明纱幔围合出浩淼星系、天圆地方的意象。背景墙壁设计成橘黄色，象征日出之前的曙光，墙体装饰取自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早期龙纹，古拙而苍劲，让人对灵物神话产生无限遐想。这里展示来自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西周何尊、故宫博物院的新石器时代C形玉龙和浙江省博物馆的良渚玉琮，昭示中华文明滥觞之处的天地、图腾和民族概念。

何尊敦实厚重，雷纹、蕉叶纹、兽面纹浮雕布满器身，具有商周时期青铜礼器典型特征。这件泛着深绿铜锈的盛酒器皿，历经两千多年岁月而神采依旧，散发着隽永的华贵气息。它为无价之宝，内壁铭刻的一段文字书写着重要信息：“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意为：武王灭商后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中心，统治民众。这是122字铭文的一部分，也是目前所知“中国”两字作为词组的最早见证，弥补了史籍的缺漏。何尊所写地名，逐渐从一小块区域成为中华民族聚居地的固定称号，“中国”概念之源至迟可追溯至此。所以，本次展览把何尊陈列在显要位置，用来自上古的文字向观众提出“何以中国”之询问。

在何尊定名“中国”之前，华夏大地早已闪现绮丽的文明曙光。仰韶、红山、大汶口、龙山、马家窑、良渚、屈家岭、陶寺、二里头等文化层层叠叠、遍地开花，像夜空里的繁星，发出点点光芒。为适应这片土地复杂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各地先民们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生活、生产和精神工具。“何以中国”展览第一单元“源”用三星堆太阳形器、太阳神鸟、玉圭、玉璋、玉璧、四神瓦当等文物揭示祖先的宇宙观；用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龙山蛋壳黑陶、玉蚕、黄玉鹰攫人首佩、皿方罍等展现先民制陶、作玉、织缕、冶金的技术和审美。这些物质与精神结晶塑造出中华文明最初的多元风格和整体走向，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夯下了坚实基础。

在生产力滋养下，文字、城市和邦国的出现意味着文明的晋级，进入王朝阶段的中华文明愈加璀璨夺目，亦为后世奠定思想与制度之源，树立起不朽典范。殷墟甲骨文印证了商代后期的史实，凤翔石鼓大篆记载着秦君畋猎的事迹，鄂君启金节上秀丽的书体是秦始皇之前另一种汉字的规范。编钟、追簋和小克鼎背后的礼乐制度、宗法制度乃至以孔老为代表的诸子学说成为统治早期国家的手段，云梦睡虎地秦简是法治思想的具体实践。上海博物馆藏商鞅方升是战国时期商鞅为秦国变法统一度量衡时监制的长方形标准量器，除了带有柄的一侧，其余三侧及底面皆刻有铭文，它预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变法成功的秦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举起了兼并六国、横扫天下的大旗，将中国推进到帝制时代。

历经数百年离乱纷争和思潮碰撞后，中华文明各个分支就像小溪一样彼此凝聚，渐成洪流，最终走向统一，一个民族共同体就此脱胎成型。强大的文明洪流裹挟着不同颜色泥沙，它从源头那里就被赋予了多元一体的特征。而这股洪流继续奔涌向前，一路上穿越高山峡谷，不断汇入新的水源，形成波涛滚滚、气势磅礴的大河。

【循大河之流】

河北博物院的西汉长信宫灯，饱含着彼时刚刚凝聚起来的汉族的精气神；唐代流光溢彩的金器或鎏金银器，不少受到拜占庭、萨珊波斯和粟特金银器风格影响

中华文明之流，延绵不绝。无论是秦汉隋唐大一统，还是魏晋宋辽裂土治，不同时期都在发生着域内各民族间的融合碰撞，这种交流又逐渐延伸到域外文明。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的范畴可谓在不断丰富与发展。

来自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宫灯无疑是西汉帝国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品之一，饱含着彼时刚刚凝聚起来的汉族的精气神。它被放置在文华殿后殿中心，设计者于展柜上方吊挂了一帘仿华盖形状的橘红色纱幔，内部接上灯光，远远看去光彩夺目像一盏明灯，与下方金灿灿的长信宫灯彼此呼应，凸显文物的尊贵和韵味。长信宫灯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设计十分巧妙，因曾放置于汉文帝皇后（刘胜祖母窦氏）所居长信宫而得名。灯身为跽坐宫女，神态恬静优雅，两撇蹙眉暗含深意，将遥远的汉宫往事塞进时间胶囊一直穿越到今天。

中原文明向四周辐射，仿佛融化了偏远地区的“冰川”，汇成支流向干流涌来。战国至汉代古滇国的牛虎铜案用青铜铸造，应是受中原青铜技术影响，又融入当地艺术风格。一只猛虎骑在大牛尾部凶狠撕咬，小牛躲在大牛腹下，丝毫没有感到危机的存在，牛虎铜案的生动性与中原大多数青铜器的规范性形成鲜明反差。在魏晋南北朝这个离乱时代，匈奴、鲜卑、羯、氐、羌等部族纷纷逐鹿中原，却都受汉文化感召，慢慢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同时以自身血脉和传统让中华文明更加多姿多彩。公元四世纪起，佛教艺术开始发轫，沿着丝绸之路上的足迹一途蓬勃而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敦煌在大漠中成为佛教艺术宝库，西域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此汇流。“何以中国”展出的《鹿王本生故事图》（复制品）呈现出佛教艺术本土化的倾向。随后，吐蕃、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族又掀起几波潮流，让中华文明进一步丰富壮大。来自内蒙古博物院的辽代鹿衔草纹鎏金银马饰与唐代马具如出一辙，工艺极为精湛，在表现游牧民族艺术风格的同时也继承并发扬了中原地区传统图案特色。

汉唐以降，受益于海陆贸易线路的开辟，中华文明同域外文明有了更广阔的对话。华夏民族摒弃偏见，兼收并蓄，以敞亮胸怀拥抱世界，在吸收外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和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以本次展出的辽宁省博物馆藏十六国之前燕慕容鲜卑花树状金步摇为例，它是以花树状枝干上缠绕桃形金叶为形，不同于中原流行的垂珠步摇。这种发饰起源于西亚，通过草原丝绸之路随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传入，流行于辽西地区，继而传播到朝鲜半岛。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藏的一件新罗金冠，就带有花树状金步摇的特点，中华文明对域外文明的吸纳、消化和再次传播可见一斑。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中国文物带有外来印记，唐代流光溢彩的金器或鎏金银器，不少受到拜占庭、萨珊波斯和粟特金银器风格影响，不但其装饰和造型含有异域元素，连制作工艺都采用外国做法。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更多类型国产商品远销海外。长沙窑、龙泉窑等窑口开始生产专门用于外销的陶瓷，韩国新安沉船打捞出水的文物中，就有许多品质精湛的元代龙泉窑青釉瓷器。福建博物院藏的波斯孔雀蓝釉陶瓶早在五代时期已来到中国，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孔雀蓝釉器物，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生产的孔雀蓝釉陶瓷精美绝伦，想必其工艺可追溯至此。

中华文明这条大河，尽管一路奔涌，万流注入，却始终不急不缓，与自然万物平和共存。中国古语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体现的便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精髓。几件唐代铜镜背面纹饰特别能反映这种思维，其中故宫博物院藏侯瑾之方镜在镜钮上方装饰祥云托月，下方装饰山石池水，左右画面内容为“敲竹唤龟”“鼓琴招凤”，表达了古人超脱的精神追求。另有金代青玉镂雕春水图嵌饰，刻画猛禽啄咬天鹅景象，是契丹、女真少数民族狩猎生活的再现。总之，中华文明善于顺应四时物候等自然规律，与山川草木建立深厚感情，对自然之美进行艺术加工，形成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美学观念。

【览文明之汇】

来自孔子博物馆的商周十供，由鼎、甗、簋、尊、簠、豆等传世青铜器构成，让人看到哲学精粹的一脉相承；故宫样式雷长春宫烫样，展现出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工巧

大河奔淌不息，终究要汇万流于一处，福泽广布，济世安民。纵观世界古代文明，埃及也好、亚述也好、印度也好，无一不受大河或海洋之滋养，在满足衣食住行基础上由人民创造出非凡的技术、文化和思想。中华文明亦不例外，它凭借以和为贵的民族性格、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天下一家的雍容气度，崇尚民本，惠顾民生，聚拢民智，在巩固家国统一稳定，促进技艺发展创新，编纂典籍传承文化等方面都堪称表率。

孔夫子弘扬仁德，文从周礼，儒家学说自从被汉武帝尊崇以来，一直都在中华大地居于思想主导地位，约束着中国人的行为，浸润着中国人的心灵。展览中的商周十供来自孔子博物馆，原为清宫旧藏。乾隆帝于1771年亲临曲阜祭孔时将它们颁赐给孔庙，以示对孔子和儒学的敬重。这组由鼎、甗、簋、尊、簠、豆等传世青铜器构成的供奉礼器于200余年后重回故宫。它们泛着古拙且亮泽的绿锈，积淀了两千余年的厚重，被乾隆帝命人配上紫檀木盖及底座，盖钮为精细玉雕，让人一眼看到古代与近世的对话，也看到哲学精粹的一脉相承。儒学框架下，人们依照完备的道德体系行事，上及庙堂，下及家府。全民的制度化在有效范围内让社会有条不紊地运转，也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清代中期，于明末远走俄罗斯草原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重归祖国，正是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乾隆帝热情欢迎渥巴锡汗归顺，把土尔扈特部安置在巴州和额济纳一带，并为此事迹御书《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展览所示青玉刘秉恬书御制《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恰恰是民族团结、边疆安定的实证。此时的中华，疆域辽阔、家国一统、经济繁荣，前所未有达到昌隆盛世。乾隆款“金瓯永固”杯既是对这盛世的赞誉，也是对国家统一、民本邦宁的美好期许。

中华大河波涛滚滚、巨浪淘沙，在对规律的归纳和技艺钻研中，中华民族展现出非凡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其天工开物、格物维新，用十分具有个性化的方法营造出世界上独特的科技和技巧。四大发明、家具设计、建筑园林、医药针灸、天文地理，无不渗透着顺应自然、精益求精、寻道问奇的开拓精神。故宫样式雷长春宫烫样展现出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工巧，陈列在旁边的一套苏州明代木家具模型虽然很迷你，却细致入微，也明证了榫卯结构的实际应用。

漫长的旅程让中华文明之河所经之处泥土肥沃、花海遍野，成就斐然，厚重的积累号称博大精深。乾隆帝感叹文脉幽远、纸椟浩瀚，遂命纪晓岚为总纂官，搜集天下之遗文，经十年编修乃成《四库全书》。该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约9亿9千7百万字，是中华古典文化知识最全面、系统的总结归纳。乾隆帝命人手抄7部，分藏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镇江文宗阁。时至今日，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溯阁本在战乱中已荡然无存，文渊阁本远走台湾省。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情有独钟，不但在文渊阁旁立碑刊刻御题楷书《文渊阁记》，还命人雕玉为玺，曰：“文渊阁宝”，专门用来在所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钤盖。本次展览结尾部分重点讲述了《四库全书》和文渊阁的历史，设计者参照文渊阁内紫檀木书架在展厅出口处搭建了复原景观，让观众体会书卷之浩瀚。

“汇流澄鉴”是位于文华殿后身的文渊阁匾额，短短四字也把中国文化比作水流，寓意《四库全书》收纳概括了五千年文明精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而，“何以中国”展览选定在文华殿举办，乃与文渊阁前后呼应，是对文化大成的隆重致敬。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